毒之端

战争无疑是一项考验科技能力的较量，化学的作用历来不可小视，从早期的冷兵器到后来的火器的发展，核心科技都与化学息息相关。相比之下，还有一类与化学技术相关的武器则显得颇为神秘，那便是毒剂。投毒本就是一种颇具隐蔽性的伤害方式，不难想象这种方式用于大规模实战中时，那必定是对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威慑。

现在一提起军事用毒，多数人首先想到的都是化学武器，但把毒用到战争中，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。图片

不得不说的一个事实是，已有的史料足以证明，在漫长的古代时期，中国人在军事中用毒的水准是最高的，毫无争议。

在《春秋公羊传》中，其中有一段记载道“遂民共以药投其所饮水中，多杀之”，这是一个叫遂的地方被齐国袭击，当地民众在饮水中下毒进行抵抗。事件发生在公元前677年，是目前记载中最早的一次军事用毒。在《左传》中则记载了更著名的一次战役——迁延之役，那是公元前559年，晋悼公纠集鲁国、郑国等国组成联军攻打秦国，当时秦国还很弱小，看似不堪一击。然而等到联军好不容易渡过泾河之后，“秦人毒泾上流，师人多死”，一举扭转了战局。

对比两份史料，可以发现对于“毒”的描述分别用的是药和毒两种说法。据相关研究考证发现，中国上古的老祖宗们挑选药材的标准是有毒之物，当时的思想认为对人有毒才可能入药，药是毒的子集，所谓药其实都是毒，直到春秋时期，药与毒也是不区分的，而一些现代词汇如“耗子药”也还保存着这一特征。现代毒理学中的一条基本概念就是所有物质都有毒，只是剂量不同，不难发现三千年前的思路与之还有几分相似，反倒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上对药的划分出现了上品一说，后来很多人开始追求所谓无毒之药的思想很值得推敲。

此外，上述两份史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，那就是投毒的媒介都是饮用水，这确实也是非常聪明的做法，不仅因为军事活动离不开水源，更重要的一点是自然河流的流动是有方向的，所以如果处于上游高地，投毒显然是一种伤人一万只损人品的做法，效率不可谓不高。尤其注意秦国投毒的对象是大规模的军队，而且对时间点把握得很好，可见这绝非是一次被逼无奈的选择，而是在计划内实施的战术，这从侧面反映，当时军事用毒已发展得比较成熟。

这并非是胡乱推测，因为在《墨子》中又有了新的记载，书中比较靠后的“杂守篇”很具体地提到，要经常让边境地区多种些芜、芒、乌喙、椒叶等有毒植物并蓄积，等到敌人来的时候，投到水沟、水井中，实现对敌的阻击。。

毛莨科植物乌头，因军事活动而专门种植

我们对比同时代的西方记录，仅找到一段只言片语提到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，斯巴达军队用硫磺点火焚烧松枝、沥青产生的毒烟对雅典城进行攻击，时间是公元前429年。或许由于近代史学的西方视角，这段历史长期被误认为是军事用毒的开端。但先不说史料来源与时间的问题，单说此次事件中用毒种类与投毒方式，通过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等有毒烟气，主要利用风媒进行投毒，显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，而非纯粹的战术性投毒。这种投毒方式似乎在西方世界比较流行，在公元前3世纪，罗马人也遭遇了波斯人用类似方法制造的毒气，再后来，罗马人也学会了这一招。

。现代词汇中的“毒”具有深刻贬义，使用有毒为主要特征的化学武器显然也是极不人道，但我们不必为先人们避讳，在那个时代来说，相比于坑卒、屠城等事件来说，在军事行为中用毒，特....